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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信仰与社会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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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信仰与社会 目录

科学、信仰与社会 精彩文摘

作为20世纪欧洲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NiChael P01anyi,189l—1976)凭其著名的意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引发了现代认识论上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科学、信仰和社会》是根据1946年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结成的集子,该书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可说是波兰尼哲学生涯的开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阐明了自己哲学的总体轮廓,同时也为他最主要的作品《个人知识》一书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该系列演讲概括地陈述了波兰尼的科学观,包括科学发现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通过发现的正确道路,首次将科学客观性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语境中加以讨论。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这个大的语境中重新考虑一些问题,这就是波氏关于知识的理论的起点。总序代译序 科学、个人知识与意会认知科学、信仰与社会前言 背景与展望第一章科学与实在第二章权威与良心第三章奉献与奴役书目说明附录1.人之研究2.科学共和国及其政治和经济理论3.身体与精神4.意识的结构按照通常做法,我先得孤立地来分析认知的过程。人们在解析任何一个用数字标志的观察系列时,都将涉及无穷多的数学公式,包括任何一个未来将进行之观察也都能被无数的数学公式所解析。但也仅此而已,单凭任何一种与仪器读数相关的数字功能都无法单独建构一套科学的理论。尚未实现的仪器阅读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不过,这亦只是象征一种更深刻的不足,即一个理论的显性内含(explicitcontent)往往无法说明它可能对未来之发现所提供的指导。我们承认某个自然规律为真,便须相信它定将在某个不确定的范围内显现,尽管这范围可能至今还未被人认知,甚至无法在今日之情势下为人想像。也就是说,这条被信任为真的自然规律是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界之真实特征。此时我们便遭遇了一个新的实在(reality)定义:那些有望显现在将来不确定的时空中的事物,是为实在。因此,某项言传陈述之所以能与实在形成关联,乃因其与意会系数(tacitcoefficient)相联系。上述的实在定义以及实在之意会认知(tacitknowing)的定义是我所有文章的基础。倘若言传规则必得依靠意会系数方能运作,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精确”的理想。可是,认知中有什么力量能替代它呢?那就是我们在感知活动中施展的那部分力量。科学家能感知持久存在之形状,认定它们为自然实在之表征,这种能力与我们通常的感知能力不同。他们能迅速地将看见的形态整全,常人无法做到。科学认知蕴于对实在表面形态的辨识之中。这里,我称这种能力为直觉,在下面的演讲中,我又将之描述为科学理论的意会系数,或者看作实在之表征,依靠直觉(intuition),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方才产生关联。因此,直觉《市民科学》(Science fortheCitizen)中,该书发行非常广泛。对于其他大致循着类似思路完成的作品,我已在《自由的逻辑》(The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进行了一些评述。相反的观点是很难有机会发言的。那些对苏联生物学家的遭遇有所知晓的人们总不愿意向人透露他们掌握的信息。1943年,我和贝克尔(LRBaker)开始撰文揭露这种迫害的内幕,却被冠以反党言论的罪名并遭到排挤。与此同时,苏联组织科学研究的方式仍被看作科学管理模式之范例,为世界各国所纷纷效仿,甚至连有许多英国著名科学家参加的公开会议也支持这种模式,促成效仿之潮流。遭遇这些事实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捍卫的立场有其弱点。1939年,瓦维诺夫发出了他对李森科的最后抗辩,意在博得西方科学权威的支持,阅读瓦氏此文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实质_LiE求助于某种权威,并试图以此来对抗另一种权威,即以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权威来对抗苏联的权威。其时,《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杂志的编者会已经召开,与会者对李森科理论的接受是以他们自身持有的科学哲学为基础的,而我们西方人有什么样的科学哲学与之分庭抗礼呢?这些观点又为何能在我们当中被普遍接受?这种接受合理吗?有何依据?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我提出的挑战,再版于本书的文章即为回应这些挑战而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我对自然的看法及对科学的捍护也包括社会的整体思想生活。在以后的演讲中,我还会将之扩及全宇宙的范畴。不过,我对自己所持有的科学信念进行辩护的依据归根到底还是我自己。回过头来,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影响科学陈述的个人判断都具有一个要素。方才,我们从外部审视一个科学家,将其简单描述为一台处在直觉灵敏性(intuitive sensitivity)操纵之下的追寻真理的机器。但这个说法忽视了一个奇妙的情节:到底接受何事物为真,做出究竟判断的不是别人,正是科学家自己。科学家绞尽脑汁,依照个人判断的标准满足自己的要求——这就如同一场牌局,玩家每一回合都根据规则,以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自由出牌。或者,换个比方来说,科学家的工作好比侦探、警察、法官以及陪审团角色的总合。他抓住某些可疑的线索,提起诉讼并审查控辩双方的证据,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决定适用或者排除这些证据,最后宣判。虽然在这全程中,他的心灵完全不曾保持中立,他对诉讼的结果始终心怀浓厚的兴趣——不过,确实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否则他将发现不了任何问题,当然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坚强的意志力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之必须,”波利亚说,“这意志要能支持科学家走过经年累月的辛劳和辛酸的失望。”“一旦预想成真,我们便斗志昂扬;而若满怀信心探索而来的道路突然被堵,我们势必沮丧消沉、意志动摇。”有一种逃避失败的强烈诱惑,它阻止我们对阻挡前路的事实加以注意。起初,科学家们对真理产生了某些直觉性的感知,接着,他冥思苦想,力图证明这些感知为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动难免过火。《圣经》启示道:“纠正智者,他将因此爱你。”照此说来,如果之前的试验结果所支持的理论在最新一轮试验中看似将被颠覆,科学家应该开心才是,因为如果他确实错了,便能及时得到警告,免于制造一个谬误。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相反,他只会感到沮丧和迷惑,想尽各种法子力图在原有的理论之下解释这些构成障碍的观察结果。当然,这种忽略障碍的做法也可能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暂且视那些抵触证据为例外,留待将来再行考虑。直觉往往比天天发生的事情更具洞察力,由它在科学家心中点燃的激情可能是相当正确的。这么说来,似乎就应该听从直觉的指引而坚持己见,必要时甚至得搁置一些表面的抵触事实。我曾说过,人们无法依据任何已知(established)规则去解决这类问题,最终做出何种决定纯粹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他得凭自己的个人判断去抉择;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判断还有一个道德层面——高层次的利益总是与低层次的利益相冲突。可见,科学家的判断还是良心的事情,此时,个人判断中已嵌入了对理想的信念和忠诚问题。当然,在科学界,即使只进行最简单的操作,对科学理想——细致与诚挚的自我批评的理想——的忠诚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忠诚亦是初踏科学门槛的学生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可遗憾的是,在学习此种科学良心时,许多人只学会了卖弄学问和疑神疑鬼——这卖弄和怀疑可能瓦解一切科学研究的进展。执行任何一条科学规则都不能满足科学良心,因为每条科学规则都只服从于它自身的诠释。举例而言,如果我们去验证某件当前提及的事物,就不涉及我们此处讨论的特殊良心,而只牵涉到平常的责任心而已。可如果要我们判断他者的数据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此时我们就得同时避免太过谨慎和太过大意的危险,那科学的良心就至关重要了。在一切科学决策过程——某项科学研究之探寻、研究成果之公布、接受公众质疑并为之辩护——中,难度将更大,它们都涉及科学家的良心,对科学家来说,其中的每个过程都在检验他们对科学理想的诚意与奉献精神。无论目的为何,任何权威的树立都将摧毁科学,所以我对此问题的答复是——这类决策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根本无从防范。唯有每个独立科学家皆被信任为有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由这些观点发展而来的公论亦被赋予处决任何科学问题的权力之时,科学才能存在——这是科学的本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公断体系就具体科学事务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须本着诚意而作,才具有效力;任何时期的科学家,只要遵从良心行事,便是科学遗产合法的绝对主人。抉择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有时也须听取民众的看法;他们要谨记前人的教训,也要加强与各地科学家的交流与学习;得出结论以前,他们还要来回掂量自己的结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过,所有这一切——程序以及从程序中导出的结论——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当科学家们满怀对科学的责任感而工作时,这责任感将使他们拥有一种洞察力(insieht),那是一项最为珍贵的高尚惠赐,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依此洞察力而行事。从本质上说,科学家们的决定原本就是崇高无上的,并不存在任何足以推翻其个人判断的权威。这并不是说科学公断先天就完美无暇。不,科学家们不断地在犯错。如果我们回顾科学史,这些错误清晰可见。例如,今天,我们已可洞悉梅尔(JnliusRobertMayer)、西摩怀斯(Semmelweiss)或巴斯德(Pasteur)等一些伟大的先驱在他们的时代曾经如何被冷落,其伟大发现又是如何滞后才得到承认;我们亦能轻而易举地在过去的时代中辨认出一些灵感活跃和灵感相对僵死的时期,前者可以17世纪为例,后者则出现在18世纪的某些时段。另外,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有些地方显得张扬卖弄,而另一些地区的科学风格则失之过分懒散与松弛。可见,无论是当代之批判还是后世对其进行检讨,科学家所作之决定都有无穷的地方可供指摘,但这些批判分毫未损科学家个人抉择的效力。合法决定始终是正当的,尽管它经常出错。 当然,我们先得承认科学从总体上看是真实且意义重大的,否则科学公断将毫无意义,其效力更无从谈起。当然,我们还可以赋予法律论断以及某个流派的宗教论断以同等的有效性,但我们可能就不能说占星术的论断或者天主教的论断也同等正确了。如果我们信仰科学,我们就得承认科学公断整体有效,虽然人们在对任何命题进行究竟判断之时终归会加入一些个人判断。迄今为止,我们所探讨的是科学家们坚持科学前提的最终基础,在此基石之上,他们听从良心做出抉择,与所有信奉科学的人们一起,承认其他科学同事所作结论之效力,并通过信任科学家的观点整体为真而承认科学本身为真。为什么科学家和其他人会信仰科学,而不皈依占星术或天主教之类的信仰,原因尚不得而知。因为,虽然科学家自己认为科学是有用的,可我们并不能说这信仰就一定比占星术士对占星术的信仰或教徒对圣经的信仰高明多少,在信徒的眼中,信仰总是正确的。我将在下一章里尝试寻找某种根据,希望我们能依此根据在对等的自然之诠释里做出选择。当然,与科学前提比较而言,这种选择的达成得满足更广泛的前提——包括满足科学的前提。可以想像,即将讨论到的这个广泛前提将涵盖广阔得多的知性生活(intellectual life)领域,事实上它包含人类社会的全部知性生活,而科学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无法探究这个广阔领域里的每一个细节,但依据科学领域的内在生活来判断,该广阔前提必有一个根本的特质——自由。如果说发现科学真理的方式能够启迪我们如何发现关于科学的真理的话,那么实现发现进程的特定社会一事实上是以自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为了提示维持这种自由的环境,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泞入探讨科学领域维持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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