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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光在哪里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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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光在哪里 目录

我知道光在哪里 精彩文摘

《我知道光在哪里》讲述了老象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四条腿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觉得特别美。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之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是骑着青牛出关而逝。之后的告别都应该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如果我们愿意做智者,还是像头老象那样在大自然中慢慢走,慢慢地隐去。独白 好汉总提当年“勇”对白 演员——被角色提升旁白 我知道光在哪里后记独白 好汉总提当年“勇”我儿时的那点事儿一、内务部街,最初的记忆有人说,当你发觉自己爱回想往事了,说明你已经老了。爱参加同学聚会了,爱对下代人摆老资格,经常把“我们当年如何如何”挂在嘴边,或者像我这样,想出一本自己的书了,就真到了一把年纪。行走匆忙的人生,当你驻足思量:咦,我怎么就走到这了。眼瞧着镜中的自己:“我当年可不这样。”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打从记事儿起,我家就在那儿。内务部街,顾名思义,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不过,说是街,并不走公交车,只是个胡同。这条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有时车水马龙,是因为巴基斯坦大使馆在胡同的中间儿。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总政五号大院就在胡同东口。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个门,日式的两层小楼,是我妈妈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二楼我家住,楼下还有两家。那时,我爷爷还健在,他个儿很高、人很清瘦,还留着一撮胡子。他曾是光绪年间山东大学堂早期毕业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出任过江西财政厅长,后来到东北做过两任赈灾县长,“九一八”日本人来了,他来到北平。1942年辞职,赋闲在家,以变卖字画为生。爷爷从政期间的记录一直都很清廉,个人生活中,也从不置房产,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孝孽债。现在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还有祖上传下的一方印章,刻着五个字“清白吏子孙”。看着它,便会想到我爷爷。我们濮家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但知道有一方玉玺,是皇上赐的。同治年间,我们濮家出了双榜进士,皇上做表彰,就赐了这方玉玺,后来被我爷爷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捐给了政府。内务部街邻着史家胡同,以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命名。我上的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座祠堂的遗址上,北京人艺的宿舍院儿也在这条胡同。人艺子弟全在这里上学。谁的爸爸、妈妈演哪出戏,扮什么角色,学校老师都门儿清。学校还经常请人艺演员到学校作报告,我父亲也是受邀的演员之一。父亲来学校作报告那一次,我大概正上三四年级,是个夏天,正在操场上玩,就看到校长引着我爸走向礼堂。他那时刚刚在广播电台朗诵过长篇小说《红岩》,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的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都能传出我父亲朗朗的播音。我也是在那会儿知道了江姐、许云峰这些英雄的名字。学校请他来,自是作革命烈士的主题报告,听讲的都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我在礼堂外,听到了他在台上讲,台下是一片片的掌声。第二天很多同学问:昨天作报告的是你爸爸吗?我表面装得没什么,心里却乐开了花——作为演员的儿子,那种被关注的荣耀。对于父亲是个演员的记忆,最早缘于他带我去人艺。20世纪60年代初,各家生活都挺困难,干什么都得精打细算。我喜欢跟父亲到人艺食堂吃饭,觉得那儿的饭好吃,比家里的好吃,一顿下来还花不到两毛钱。去了就有人跟我父亲打招呼:你好。哦,这是昕昕,又长高了啊。小时候做孩子的总是免不了被要求有礼貌地叫人,慢慢地就认识了许许多多做演员的叔叔阿姨。再有就是到剧院洗澡。那个年代家里没条件,就借父亲演出的机会去剧院洗。这当然算走后门,按规定是不许的,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点头也就过去了。后台有个姚大大,人特别好,再平凡的事都认真对待,干得特别的细心周到,人艺有许多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人员。姚大大特别喜欢孩子,看你来了,胡噜一下你的脑袋,笑呵呵的,我也就进去了。父亲洗完澡就上台,我则赖在后台化妆间玩。后台有许多道具特别好玩儿,尤其是排战争戏时,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枪。人艺的道具枪可都是真的,只是没撞针。玩多了,看会了,就特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于是就在学校的犄角旮旯找,找到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头,硬是抠出一把枪,还用锉刀把弹槽锉出来,手柄那儿再刮出些鱼尾纹,还用墨汁刷黑。总之弄得像那么回事儿,挺得意。慢慢地一点点发现,和戏有关的东西实在太神奇了。就说我父亲吧,演个八路军,就会到部队体验生活,穿着一身军装,没衔儿没星地往外走,胡同里的人看了就问:怎么,当兵啦?他回答一句:体验生活去。就坐上人艺的大车走了,牵走许多羡慕的眼光。还有一次,父亲从剧院回来,带了一盒油彩给我们化戏妆。先给我弟弟化上一个孙悟空,完全是京剧勾脸那种画法;给我姐姐化了个花旦;我呢,被化成小生妆。第一次上妆,心里那叫兴奋。趴在二楼窗前,惹得胡同的人都仰脸看。美了一天,直到睡觉前才舍得把妆卸掉。父亲当时有一身西装,天蓝色,还有顶礼帽,出席活动,都是这一身。我们就围着他左看右看,都说他穿上这身西装,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乔装打扮的洪常青。即使作为孩子旁观,我也隐隐能感到,父亲在剧院是个受尊重的人。他说话大家都会竖耳去听,即使是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讲演戏的事情。还记得父亲曾参与过一次剧本创作。是为支持布拉柴维尔刚果(布)人民革命斗争,一个世界革命题材戏。我父亲是编剧之一,其他两位是英若诚、梁秉堃。三个人常在我们家聊剧本,那个没黑没白地聊啊,还抽着烟,喝着小酒。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但他们那种对戏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印象特别的深。戏排练时,我看了,记住了一些好玩儿的事儿,比如跳非洲舞。那时谁知道非洲舞怎么跳?跳着跳着就有人把腰扭了,或者把胯伤了……你如果是个演员的孩子,这种乐子真是看也看不完。看《三块钱国币》,最有趣儿的是朱旭老师卒瓦花瓶,演一场就碎一个。我坐在台下就想,这么好的花瓶,得碎多少个啊?还有《祖国万岁》里的大炮那真叫个像,《南方来信》中刘骏阿姨演一个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穿丝袜筒裙、戴船形帽,烫着头发,涂着眼圈。生活中哪见得着这个?就觉得好看,怎么那么好看!还有一些,你不用去看,乐子也会自动灌到你的耳朵眼儿里。有一回,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父亲演男主角,演完戏回家,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笑什么呢?原来吕齐叔叔演男爵将军,到他演戏时,吊杆上一只灯泡突然碎了,吓得他一激灵,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有些观众的笑还没止住。我父亲就是在剧院没笑够,回来又跟我妈学,学着学着又开始笑。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戏看多了,自然会模仿。还是看这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引起的,其中有个情节,是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有个单膝跪地的动作。我正上小学四年级,这个年龄正是男孩儿又皮又淘的时候。课间休息,也不知怎么了,就想来那么一下,右手画俩圈,再往前一伸,就给一个女同学单膝跪下了。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臭流氓”“臭流氓”的一通大叫。老实说,这个恶名难受了我好一段时间,我也懊悔,没有什么恶劣动机啊,不就有点儿人来疯吗?这就是戏的影响。在你不知不觉中,戏剧这些幻化的东西,已经一点点浸入你的血液与肌体里了,连同一些感官记忆。你看我现在经常坐在新装修的人艺化妆室里化妆,但要让我说起儿时的记忆,我还能说出那时化妆室的感觉,就是一种老化妆品的味道,大概是用食用油调出来的。老年间卸妆用的是香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的后台早没这味儿了。二、两岁上镜,曾经被叫做“濮瘸子”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两岁时,我上托儿所,一个小女孩发烧了,大夫拿她当感冒治,结果患的是小儿麻痹症,很快就瘫痪了。一个星期后厄运找上了我,开始的迹象也像感冒,老师就预感不那么简单,赶紧送医院检查是不是小儿麻痹,因为发现及时治疗还来得及。那会儿,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好在儿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我算走运,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我还作为成功案例,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新闻简报”。两岁就上镜头了,是不是这辈子当演员的兆头?可惜现在胶片找不到了。没就此瘫痪下去,但也不算全治好,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出院时医生说,等孩子发育发育再做整形手术。所以在幼儿园阶段,我是踮着脚走路的。上的是宣外大街西侧的人民银行康乐里幼儿园,一上就是全托,很少能回家,偶尔被剧院叔叔带出去吃顿饭,我就会特别高兴。我对幼儿园记忆不多,只记得有个女老师挺漂亮,她对我很照顾,还老带着我晒太阳。一般外号都是小学叫开的,我的外号叫“濮瘸子”。作为剧院孩子,我还不算最惨,有两个孩子情况不如我,常看到我父亲和他们交流情况,表情都很焦虑。我倒没大人那么忧心,因为心思都在玩上了。当然你说我完全不在意吗?也不是,比如上体育课,人家就不带你玩儿啊。我生气,也伤心,还经常在意念中报复他们。小学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拆完线,脚慢慢能放平了。打那以后我就拼命校正自己,走路时尽量把步子走稳,好让别人看不出来。但一跑还是露馅儿,所以就更刻苦地练那条病腿,让它变得有劲儿。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骑自行车也好,跳皮筋也好,还有打篮球、跑步……为了练腿,各种运动都参加。你不让我加入,我就在边上等着,总会缺人,逮着机会我就上。跳皮筋也是,男孩子一般不玩儿这个,可女生们欢迎我参加。我个儿高、腿长还软,“大举”时别人够不着,我一跷腿就够着了,一叫我就去。总之就是想多参与,因为不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我还敢跳房呢!那时我们家小楼伸出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一边是楼下李奶奶家住的屋子,另一边是小学校的后院。一次上学要迟到,我就从阳台上翻到学校平房的屋檐上往下跳,下巴磕到了膝盖上,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太悬了,一想都后怕。骑自行车也出过好几档子事。之所以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问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倒轮闸,闸灵极了,小孩子手小,捏不好手闸,正好倒脚蹬子来刹车,倍儿管用。如此的苦练车技,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人骑在自行车上,腿瘸看不出来。你腿好,论骑车,你还未必比得过我。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4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这都是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也亏着淘,自卑心反而没那么强烈,即使体育课跑接力赛,人家不要我参加,恨得我牙根痒痒,可睡一觉,又没心没肺地玩开了。三、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文革”来了毕竟是演员的孩子,在学校里,各种小节目的演出机会还是有,被推举到台上,背个革命诗词之类也是常有的事儿。再比如艺术院校招生之类,也自然先被想到。有一年音乐学院附中招生,分摊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老师说:“你去考吧。”姐姐就带着我,坐着7路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试要考节奏、考乐器,问我会什么,我说就会唱歌。人家现场给了四句歌词,当场得学会唱,结果没考上。不过,学校还是把我当做文艺骨干。有一年年底,班主任曹老师让我帮助发放小奖品,把我扮成了圣诞老人,穿上她的红大衣,用棉花粘上胡子眉毛。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装扮的表演,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去。为了让我学画,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心里有希冀,就会给我创造条件,但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漠视孩子的好恶,按照自己意愿,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只要我喜欢什么,父亲看出点苗头,就帮着我找老师。我学打快板,就是他领我去剧院,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我现在演戏总是自己化妆,也跟小时候喜欢绘画分不开。只不过这些,在小孩子阶段,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1966年“文革”,正好是我小学六年级,没考试就毕业了,毕业后晃荡了一年多,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大串联的后期常参加北京火车站清理外地人的行动。几天不着家,乐得自在。第一次晃荡了几天之后,半夜回家,担心父母发火,没想到我爸开了床头灯问明原由,只说了一句:“没关系,经风雨见世面。”就把我放过了。悬着的心一落下,我倒头就睡着了。还有一次在北京火车站遣送一个藏族宣传队,我们几个红卫兵孩子,哪抵得过人家人高马大,一被推搡就后退好几步,根本不是个儿。但这样的生活新鲜啊,后来有一阵子还住到景山公园里的北京少年宫。我参加的组织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这番号可是林彪大战平型关的队伍啊,想想就特别来劲。加上我们的红卫兵袖标做得很宽,红色绸面,黑或白绸的里子,戴起来特威风,人就怎么张狂怎么来。一伙年轻人常几十辆自行车前行,根本不管路口红绿灯是红是绿,高呼着打倒谁谁谁就冲过去了。想想也够无法无天的。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就有些闲得发慌。父亲看我没事儿,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完全是凭兴趣速读,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小说也读,科幻也读,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送到史家胡同的“牛棚”去。有一次,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我妈、我姐还有我。我姐就不跟他握,意思是要划清界限。我父亲本来火就没处发,气得一巴掌打过去。可我姐也委屈啊,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她能高兴吗?我爸这一打,我姐就往外跑,这下我家就乱了套。我妈说,哎哟嗬,这是干吗呀。赶紧追出去。我们找了老半天,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我想我爸心里也肯定不是滋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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