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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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目录

中国大历史 精彩文摘

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顶盛于明。在本书中,作者改变了以往历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主张用综合与归纳之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思考各历史事件的积极性格及前后连贯的出处。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第十七章 1 8 0 0 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附 录中国社会的特质站在历史的前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中国历代都在追求全国的对称与均衡,在社会上构成了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所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无非是从过去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进入以新型商业条理为依归的管制方式所产生之后果。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要透过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这个国家才能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大凡管理人类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的激动,以神父牧师和政治指导员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权强之就范,以军队、法庭为执行的工具。三是策动个人的私利观。当个人都趋利务实时,就不期而然的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虽说没有一个国家只执着以上的一种方案而置其他两种不顾,但是很显然的,以第三种方案为主,即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最有实效。这种体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经济效率提高之后,生产与分配愈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随着增高。又因社会上分工合作的条件愈繁复,个人也有选择的机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成为多元。施政时又以数目字作根本,则免除了以私人人身关系做主的暧昧游离。凡此种种后果都使这个国家与社会产生一种流线型的观感。可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进入此种体制,并不全由意志做主。它与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有不可分的关系。从世界史上看来,现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面积小的国家开始,如在欧洲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发动,又由海岸线长的国家渐及于大陆性格的国家,荷兰与英国就较法国占先。日本较中国占优势,大体上已由这地理的环境决定。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最重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各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着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多在大阪设有指派的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藏房敷”。同时由于幕府的各项规定,江户(即日后之东京)、京都和大阪已成为了全国性的消费市场。批发商则称“问屋”,同业公会则有“株仲间”。银行业也由幕府督导下的“十人两替”和“三人组”承当。海上交通又有了“回船”的出现,不仅有定期航线和固定的脚价,而且将船货漂失的损失,分摊给组员之间,等于兼办海上保险。及至19世纪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的“天保改革”。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趋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措施持续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所以事半功倍。中国不仅没有如此历史上有利的背景,而且历代都在追求全国的对称与均衡,在社会上构成了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譬如说宋儒朱熹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几百年后还在社会上构成“清官不问家务事”的风尚,使私人财产权无从确定,阻碍了现代法律的发展。民国成立之后,既无适当税收之来源,足以产生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况且又受外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政权的独立自主尚成问题,更不容易谈到突破环境创造新体制了。台湾的机会与困境台湾现行很多工商业的规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袭行政机构所颁的章程。台湾在19世纪后期,农业已有片面商业化的趋向。日据时代,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如糖、米、樟脑和茶业已向日本输出。显然的,光复之后因内战的发展使全岛处于战时体制,很多特殊的措施才能超速的付诸实施。譬如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不仅使贫农的生活获有保障,而且强迫将农业里剩余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1988年我到基隆附近的乡下巡视,就知道了电气已在1960年间就进入农村。当地的田地仍由家中中年以上的人手耕种,年轻人则在台北市里另有工作,只到星期天才回家休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历来的问题,不尽在人民失业,而是就业的程度不够。台湾接受美援之后,先不注重有名望的超级工业,而以“加工”的方式,将劳动力当成资源向外输出,以存积资本,这样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交流,先构成了低层巩固的基础。以后的发展,就有了根据。这当然不是抹杀最初大陆来的移民胼手胝足垦地开荒的功绩。只是若问到“特别有利的机会点”,我不能不尊重这些特殊环境下所遗留下来的积极性格。此外要讲到1949年后,由大陆迁移过来的人才与师资的重要。今日台湾有十九所大学,留美的学生,至今与中国大陆的全部留美人数相当,每年又出版书籍两万多册,这些因素对现代化的贡献,都不可忽视。再有水运之便利也不能不提及。如果花莲的大理石摆在大陆之腹地,就难能对外推销了。我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展开视作两位一体,是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看资本主义。所以我会注重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法庭与保险事业等的全盘活用。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要是一个国家进入这境界,也就称得上是在数目字上可管理。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其组织以私人财产为主,以致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之中,占有特殊之比重,则可以视作资本主义。如果注入公众之资本,又使私人资本之使用受社会福利的限制,则为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还停留在一种名目混淆之际,如果要和很多国家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对照,则台湾现行的体制下,个人有投资与就业之自由,应为资本主义之社会,可是政府开设银行,主持国营事业,掌握着交通、通信的设备,现在更展开“六年国建计划”,就免不了沾染着社会主义的性格,至少也可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如瑞典之体制相比拟。我所学的是历史,虽来台湾数次,却来去匆匆,不能对此间的问题有深切认识。只知道现行很多工商业的规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袭行政机构所颁的章程,亦即是尚未构成一种社会习惯,使行政长官亦当向法律低头。这样很容易重新再造中国传统上官僚主义的作风,也就是官僚机构,以保持本身之逻辑的完备为依归,而忽视问题之本质,逐渐使本身的机构僵化。此外政党政治刚展开,个人尚未思考对人民有何贡献,即先利用机会作争夺权力的凭借,已受到中外新闻界的指摘。既然提到检讨,则光是批评仍不够,应当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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